白彦泽姬德强 | 作为冲突的传播：国际传播的内在理路与前沿问题

白彦泽姬德强新闻界 2023-03-28

摘要无处不在的冲突与复杂多变的媒介环境正重组着国际传播的结构与机制。在社会学、政治学、媒介学研究等多学科整合框架下思考国际传播，冲突路径关涉其结构矛盾、基本要素与认知框架。基于此，本文首先对冲突本身进行跨学科理论溯源，梳理动态的、历史的、关联的和结构化的冲突理论脉络；同时建立国家-阶级-秩序-权力的立体背景框架，在此背景分析中提炼结构主义视角下物质权力-叙事象征-文化消费与后结构主义下的身份政治，组合成冲突框架的核心维度。最后，在多维度的交叉与互动关系中，本文提出国际传播冲突场域的媒介化、图像化、情感化和平台化趋势，尝试把握多元、动态与融合的研究路径，使国际传播的冲突理论地图的绘制经历一个从古典基础、结构机制到前沿经验的学术反思与整合想象。关键词 冲突；国际传播；数字平台；媒介化冲突；冲突精神

一、引言：无处不在的冲突无论是大小荧幕上的新闻资讯，还是社交软件里的热搜排行，“冲突”已经成为国际传播的核心图景。譬如纷争不断的地缘矛盾，甚至爆发的局部热战，战事之中都延展着一条从传统“心理战”模式到跨国境全方位升级的“信息媒介战”的数字冲突线索；非军事领域的新型对抗也屡见不鲜，从欧美贸易战到中美贸易战，再到华为、中兴、Tik Tok等遭受美国的种种抵制……从线下到线上，全球互联网平台构筑的“数字地缘政治”推动着国际关系风起云涌，也制造着纷繁复杂的全球冲突景象。不仅如此，阴谋论、假新闻、议程操纵、舆论战交杂其间，甚至在数字平台的算法技术中，冲突实践还需面对早已侵占互联网半数流量的社交机器人的入局^[1]，从干预欧美政治大选到左右中美贸易谈判舆情，人机交互的社交媒体生态使得国际传播中冲突的意涵更加拓展……而当你终于决定不看国际政治，试图屏蔽全球风云，重返移动终端，躲回闲暇时，却陡然发现冲突依旧在日常数字社交中四处伏击。不难发现，数字网络关系正无孔不入地重组着全球交往结构与国际传播机制。冲突与媒介对全球信息格局改写的过程是一段不短的国际关系史与数字交往史，而国家间军事冲突则作为人类社会冲突的重要形式之一，或者说是最激烈的冲突形式，更与全球传播和国际动态息息相关，传播的学术发展亦与之相伴。在这里，我们无意垂直勾勒国际传播冲突面向的线性脉络，而是希望可以从横断面式的学术历史切片获得一种路径创新的启发。1926年，信奉结构功能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拉斯韦尔的博士论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成为北美传播学的奠基之作；1949年，法兰克福学派的洛文塔尔与戈特曼合著了《欺骗的先知：美国鼓动家技巧研究》，随之开启了洛文塔尔长达七年关于“美国之音”的舆论斗争与控制研究；1978年，关注文化与文学批评的爱德华·萨义德出版《东方学》以对1975年黎巴嫩内战的描写为开端，探讨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观念、媒介与权力对“东方作为他者”的后殖民制造与再制造；1992年，批判学派的阿芒·马特拉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把战争、进步、文化作为传播的三个支点，重筑了传播空间的谱系；1999年，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丹·席勒出版著作《数字资本主义》，表明数字信息技术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大众传播与民主制度带来严重冲击，因特网作为一种权力控制的政治工具将加剧不平等、剥削和冲突……关于支撑传播与冲突关系的学术讨论星罗棋布，他们以不同的理论派别和范式对冲突进行着关涉媒介和国际传播的解读。全球著名出版集团SAGE旗下国际同行评审期刊《媒体、战争与冲突》描绘了媒介化时代的战争、冲突和恐怖主义领域的变化情况。它从多学科视角探讨了媒体-军事关系、数字新闻生产、广告公关的文化、政治和技术变革，以及它们对公众、国际政策和战争结果的媒介影响。如今，全球范围内数字互联网深度覆盖，当代历史的动荡与喧腾被赋予了赛博特征，资本主义全球化构筑着令人惊奇的动态系统，是“危险与混乱（破坏性）的结合”^[2]。在复杂的现实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背景下，是否可以廓清国际传播中冲突的理论框架？是否可以提炼出冲突的主要传播要素或动态特征？以及如何将冲突置于一个多元与融合的研究路径中讨论国际传播？本文提出，基于当前危机频发、矛盾四伏的全球交往与数字信息环境，在社会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和媒介的多学科整合框架下去思考国际传播，冲突路径成为了可选择的思维向度，而对冲突本身的进一步溯源与探究，不仅关乎理解国际传播的关键，也折射着国际传播理论的学术历史逻辑，搭建着其多元与动态框架和创新基础。

二、冲突的理论取径与传播特质首先，本文试图勾连理解冲突的学术传统，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在冲突的复杂现实经验中撷取关于传播的特质，梳理一种动态的、历史的、关联的和结构化的冲突理论脉络。冲突是多层次、多面向的，权力与阶层的结构性冲突、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间的国际冲突，再到全球数字社会渗入到生命细节的信息与认知冲突。从社会、政治到国际关系再到媒介与传播，冲突理论地图的绘制经历了一个从古典基础、结构机制到前沿经验的学术反思与整合想象，需要以多学科下的冲突作为切口与变量，在几个重要学术传统中匹配与构筑国际传播研究的冲突路径。（一）“冲突”作为战后西方社会学的重要取向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冲突曾是极具吸引力的理论范式。20世纪50-60年代，与世界范围涌现的社会运动相呼应的，是日益猛烈的对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的理论批判，冲突理论应势突起。针对当时主流的粉饰冲突与斗争的帕森斯学派，它质疑结构功能论，希望获得关于变迁的理论，可以此解释结构改变的力量。帕森斯强调“价值”为“最终目的”，捍卫基于价值的社会秩序、政治权力作为对公民的价值允诺^[3]；冲突理论家们则针锋相对，秩序只是暂时的妥协与短暂的休战，价值则包裹着意识形态和种种隐藏的不平等，权力则是尽可能维持这种不平等的手段。其实在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冲突理论家们的观点较为分散。相比对涂尔干的批判，韦伯成为冲突理论在古典社会学传统中可以汲取的重要学者，一些学者被标上韦伯-马克思主义^[4]（始终相对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亦称为左派韦伯主义）的标签。而使得冲突理论突破经验，与马克思主义遇合的契机是从理论层面解释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伦斯基在《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理论》中回答了社会分配不均的某种原因构想：不平等的问题始终是统治的问题。冲突理论认为帕森斯的规范结构无法解释分配不均，马克思又过多强调经济资源，冲突理论家尝试分析出各种资源类型以及争夺资源而产生的不平等。人在资源斗争中的统治关系是离不开政治资源的，同样，暴力手段与武器资源也有不同的力量。近年来美国冲突理论的代表学者兰德尔·柯林斯也曾提出“性红利”和由此而来的“情绪能量”等非物质资源。在当时的主流社会学环境下，这种与帕森斯对立的观点在多个社会学分支领域引荡余波^[5]。在对现代教育制度（特别是美国教育制度）的认识方面，柯林斯的《教育分层的功能理论与冲突理论》^[6]和《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都涉及了教育对于阶级冲突和阶层流动有限的影响^[7]；在与传播相关的人口课题上，芝加哥学派关注到了强调职业身份伦理背后的特权意识形态，譬如拉尔森的《专业主义的兴起：社会学分析》对学术性专业群体的特权分析；在关于越轨行为社会学中的象征互动论上，标签理论中对权力支配行为定义的分析也受到冲突理论的启发；在性别主义领域，柯林斯对美国一夫一妻制小家庭中性统治的批判运用了冲突理论的不少看法，与女性主义观点有诸多契合^[8]，等等。尽管柯林斯在1975年出版了《冲突社会学》，但整体上，冲突理论的发展高峰在经历遍地开花的二十年后，渐渐走向和缓，除了理论自身的持续性问题，还有就是社会学关注的重心开始向文化倾斜，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分析需要一个新的整合理论。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提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时代诊断的哈贝马斯执着于为自己的沟通行动论寻找理论出路，但政治与经济内部的保守，垄断与危机无法回避，全球范围内的数字传播再次让冲突的问题浮出水面，甚至借助全球平台媒介演化成上个世纪无法预料的信息情境。鲍德里亚对媒介幻象的后结构批判“波斯湾战争不曾发生”犹然在耳，是否可以再次审视和运用“冲突”这个范式取向观察和分析国际传播的经验世界呢？（二）“冲突”作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在“冲突与合作”（这里更多强调“军事冲突”）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永恒语境下，“冲突”可谓是国际关系与政治的常态与焦点。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三大理论中，不乏关于“冲突”的论述。首先，在曾主导西方国际政治研究30年的现实主义范式下，无论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源自人追逐权力的贪婪本性）^[9]，还是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的新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来自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10]，都坚持“冲突”是国际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华尔兹对古典现实主义的修正，聚焦无政府状态与实力分配，使得国家利益的核心从权力争夺转移到维护本国安全。冷战后，米尔斯海默提出“进攻性现实主义”^[11]，认为美中会复制美苏争霸。上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上场，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是可行的，冲突是可抑制的。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开始了与现实主义的质疑与斗争^[12]。新自由主义对于制度、规范等非物质社会变量的纳入打破了现实主义对于物质权力的执念。1989年，戈尔兹坦和基欧汉合著的《观念与对外关系》中，更是将观念与物质性力量并举，以解释国际冲突与合作，作为过渡性著作，为社会建构主义的出现做了铺垫。1992年到1999年，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间，从亚历山大·温特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成为社会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宣言^[13]，到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标志着建构主义理论的成熟^[14]，在激烈的多方论战中，社会建构主义否定新现实主义关于无政府的核心观点，认为无政府是观念与文化的后果，不是不可撼动、无法改变的本质，国际合作不仅完全可能，并且国家间本就可以创造出一种从根本上就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国际政治理论的主导文化流转在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之间，建构主义呈现出乐观的、进化论式的理论惯性，抗衡着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维度对“安全困境”的解读。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不仅汲取着社会学的理论营养（如行动主义），更为解决美国战后国际实务的问题，西方中心（或美国中心）主义浓厚且有着挥之不去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与传播学的建制过程有着相似的时代烙印，并随着世纪的跨越和数字时代的变革，不断加强着对人文精神和非物质变量的关注。（三）“冲突”作为政治传播中的框架与干预冲突影响着传播学的学科建制。脱胎于二战的北美传播学，其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均包裹着浓重的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随着传播内容和效果研究的发展，“框架”作为一种认知结构的概念于1974年由戈夫曼引入社会科学领域，框架分析被应用到新闻媒介的文本分析中。美国学者托德·吉特林在其博士论文《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中阐释了媒介与事件本身构成了支配性意识形态的霸权与公共文化的冲突^[15]。在人际冲突范畴内，学者们区分了基于事实的（对现实的不同评价）、基于利益的（不相容的偏好）和基于价值的冲突（基于其他道德基础的对与错的不同观点）^[16]；在政治传播领域国际政治话语的“个人化”趋势下，也有文献将政治传播的冲突框架梳理出了四重维度：风格、目标、是否涉及上层或深层冲突、是否涉及事实性问题的争端^[17]。而延展到当代新闻领域，包括观点分歧、紧张态势甚至是公开对峙的冲突框架则用以强调个人、组织机构甚至主权国家间的冲突，以此吸引受众注意力。由于被视作民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冲突成为西方政治传播中最常用的经典框架，跨越着不同的国家、媒体系统和新闻内容。换言之，框架的产生即来自社会和媒介中的不同行动者之间因对立目标、价值观而产生的冲突。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选制度和政党政治特点，在“新闻干预”和“媒体自由裁量权”意识的催化下，冲突现状的暴露可以快速引导着选民的议程设置。不仅如此，国外已有实证研究表明，除了报道已发生的冲突事件，机构媒体和记者也会积极地放大冲突后果^[18]，将政治话语塑造为冲突框架。这种普遍化的新闻干预基于个人职业需求、嵌入行业的惯例（甚至潜规则）与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与后两者关系紧密的是注意力市场中的资源、权力与利润导向的商业属性，譬如想借机提高声名的政客和添加戏剧性冲突的新闻商品。同时，近年来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党对立日趋明显，意识形态光谱更加分散，观点矛盾与媒体焦点相辅相成。甚至一些民粹政党的泛起，他们掩盖在数字社交的平民底色下，用极化的政治叙事和冲突话语吸引和煽动着大量底层保守受众，网罗情感选票，攫取政治资本。综上，我们可以发现，从社会学、政治学到新闻传播学，理论视角不是并置与分裂的，而是互补和交叉的。冲突作为国际传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变量，如魅影随行，几个学术传统彼此共享和丰富着关于冲突的传播特质与理论解释，在观察和认知国际传播与社会的研究中，冲突亦是一个连接历史与当下的关键词。在思考社会化的媒介如何去生产冲突的社会结构的过程中，贯通着理论与经验，关照着个体与国家、世界的苦痛、欲望与生存希冀。

三、国际传播冲突框架的核心维度冲突不断刺激和重构着国际传播秩序形态，呈现出复杂化与多样化的情况，并映射了快速变化的全球权力关系。探索一种国际传播研究的冲突路径，需要思考动态地缘政治、经济和传播的文化社会间的动荡联系。对冲突的概念化不应该是单维度的，特别是在国际传播的进程中时，需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东西方对立的二元论。在这部分，我们以国家-阶级-秩序-权力为背景框架，在对此框架的综合分析中提炼结构主义视角下物质-象征-消费与后结构主义下的身份组合成核心内涵维度，并在多维度的交叉与互动关系中尝试把握多元、动态与融合的研究路径。（一）权力冲突：物质基础、信息与技术资源和国际秩序变化国际传播冲突的物质根源终究是主权国家间权力的争夺，是全球政治、经济竞争的核心焦点，镶嵌在无法避免的大国权力竞争的现实主义困境之中。权力冲突与物质基础的争夺是互构的。权力竞争源自国际秩序与大国格局发生变动，新秩序的生成过程不是复制传统模式，而是一种不断被新型物质基础挑战所制衡的全球互动过程。现行的国际秩序建立于一系列西方主导的历史演进环节之中：自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到19世纪金本位、航贸自由、欧洲均势的维也纳体系，一战后的“十四点计划”、二战中的《大西洋宪章》，以及战后一系列繁复、甚至有时还相互冲突的国际经济制度，如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七国集团等。按照西方观点，“自由国际秩序”^[19]在冷战后拓展为全球秩序。被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与信息秩序自然是国际秩序中的派生。在大众媒介时代，国际传播的信息话语权很长时期被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西方大型通讯社垄断，而俄通社（塔斯社）、新华社则成为国际传播话语霸权中抵抗性的挑战者。秩序变局一直伴随着工业与科技革命，即对物质资源和技术基础设施的创造与争夺。蒸汽机、电力、数字电子的跨越间，实现了电报电信到计算机互联网的信息技术布局。包括5G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正在进行全球技术竞争，讨论权力冲突意味着对数字世界物质权力基础的深度挖掘。马特拉认为美国向全世界输出的信息传播技术不是引领自由与民主的康庄大道，而是剥削积累的同谋^[20]。信息技术发展始终是政治的，技术资源与信息传播形式的再开发与革新蕴藏着新的权力结构更迭，也在撬动着不断出现松动裂纹的现行国际秩序。Web2.0时代，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发展被西方描述成技术民族主义的成功，这在话语权力不对等的国际传播语境下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源自市场竞争或对比关系的他者化隐喻。华为、Tik Tok与所谓民主国家安全之间的关联控诉折射着西方对崛起的东方国家进一步扩张的焦虑。在丹·席勒看来，东西方的冲突并非只是民族国家间的对垒，而是反映着美国对于全球互联网控制权的捍卫过程，更是信息资本主义体系全球化扩张的内在矛盾体现，信息资本主义的跨国性与中国国家发展目标的矛盾难以避免。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对抗性概念，甚至成为指责新帝国主义的话语构件之一^[21]。这种紧张不仅是地缘政治矛盾关系在数字空间内的延伸，更是信息秩序出现更迭预兆时美国的应激症候。2022年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关于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的线上会议宣布对经营着美国唯一稀土加工和分离设施的MP Materials拨款3500万美金，以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3月，美国总统拜登援引《国防安全法》，试图由上而下推动锂、钴、镍、石墨、锰等关键矿物的生产。这一系列国家层面的干预背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启动，一场确保关键矿产——高科技产业、可再生能源和国防应用的重要矿产——不断供的新国际竞赛随之开启^[22]。国际关系的历史经验证明：技术革命的胜败决定着国际秩序的排位重组。地缘竞争与关键矿产的获取纠缠在一起，关键矿产作为引领5G和人工智能竞赛的全球数字经济转型的核心资源，地理分布高度集中，又脆弱易破坏。在武装冲突、国际禁运、贸易战以及新冠疫情等原因的影响下，全球贸易供应链中断愈加频繁，系统漏洞接连暴露，美国与中国（甚至是其盟国）的科技较量焦虑不断升级。但是，审视信息秩序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隐含着对现行主导知识和权力范式的后殖民批判。全球权力变迁在世界资本主义内部是分裂的，酝酿着一种跨国阶级批判的地区性集团隐喻^[23]，“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帝国权力的间隙中，‘南方国家’间的联盟有了契机”^[24]。而这种片刻的机会依然在统摄性的信息权力秩序中微乎其微，这也是为什么南方国家的地区性经济体或政治联盟日趋式微，因为存在被割裂、拆散的可能，由此也出现了冲突激化的可能。（二）叙事冲突：“地缘政治他者”的建构在结构主义的思路里，物质的冲突之后需要讨论象征的冲突，即有关叙事的冲突。近年，随着“叙事转向”^[25]的出现，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研究愈发重视“战略叙事”，冲突研究和国际传播之间的连接更加密切。叙事在形塑人类认识周围世界的方式，话语、思想、规范层面发挥的作用备受关注。“引人注目的故事情节与对现实令人信服的解释”成为意识形态与战略叙事结合在一起的关键。有国外学者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战略叙事：“系统叙事”（在国际体系中实现）、“身份叙事”（关于政治行动者的价值观和目标）和“问题叙事”（解释为什么需要特定政策）^[26]。其中，冲突的故事拨弄着舆论，“战略叙事”聚焦着受众理解国际政治叙事中的趋同与分歧，塑造着公众对安全问题的认知、理解与信念。如提供危机与冲突故事情节的“人道主义”叙事始终是战略性的、具有政治目的的。战略叙事可以说服达成多种政治目标，如影响大国、维持联盟和动员国内对军事干预的支持。冲突之中的框架竞争是在“更广泛的战略叙事轮廓”内对事件意义的斗争。20世纪80年代的智利“民主化”进程，21世纪初连锁多国的“阿拉伯之春”，冲突叙事在社会运动中建构着民众不满的情绪与渴望改变的目标，在文化的嵌入之下与意识形态共享着对控制的解释权。叙事冲突成为将国际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连接起共同意义，并施加影响的手段和策略。通过叙事，他国（政府）和他国人民被描绘成各色形象，随着国际关系的风起云涌，这些形象历经变迁甚至被颠覆改写。“地缘政治他者”这一概念的提出勾连了政治、传播和文化，成为理解国际叙事冲突的切入点。地缘政治他者嵌入到朝鲜半岛、亚太、俄罗斯与欧洲乃至全球南北间的战略关系叙事中。最初，学者托马斯·迪亚兹是以“地缘政治他者”的概念指代欧盟身份建构中日益增加的地缘政治焦点，地缘政治的强调增加了身份建构的排他性^[27]。地缘政治他者化的特点是将自我表征建立在与地缘要素的一致性上，身份、政治和文明属性都与之相关，是一种地缘政治逻辑。戏剧化的发展、主题概念、历史际遇和现实困境填充着政治叙事者制造的话语世界。“地缘政治他者”发挥着重要作用：理解国际冲突，建构叙事来解释冲突，制定将这些冲突作为应对政治挑战的战略，并将这些冲突的“解决方案”概念化。然而，由于地缘政治话语和政治行动者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叙事紧密联系，在冲突中的应用可能会加剧现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使叙事趋向复杂化^[28]。在当今国际传播格局中，持续二元对立的叙事冲突屡见不鲜，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互动中，异国的“他者化”建构反复发作，在民族国家文明内部制造了排他性和对抗性。在国际传播中，政治行动者需要根据旧框架建构对手的敌人形象，叙事往往是“镜像的”，即使用有限的话语构成和投射叙事。已有学者归类了地缘政治他者形成的影响因素：归因偏见和污名化。“归因偏见”意味着两个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受到对方意图制造的负面形象所驱动^[29]。随着冲突的出现，彼此的负面形象互相强化，并导致将负面意图归因于对方的恶行。在国际关系中，不符合所谓国际社会规范的国家任何时候都可能（或者已经）受到污名化。继而有学者提出了三种应对污名化的可能策略：（1）污名识别；（2）耻辱排斥；（3）反污名化^[30]。前两种策略意味着对他国施予的耻辱加以承认，而在地缘政治他者的影响下，选择第三种即“反污名化”策略，需要接受导致污名化的事件或属性，定义其符合本国的价值观，将其转化为骄傲的象征。这意味着“污名化者”提出的“正常社会”类别被拒绝，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个社会应该是什么的替代解释，从根本上对污名化的施加予以反对，抵消某种他者耻辱。（三）文化消费冲突：大众文化消费与“冲突精神”的缠绕20世纪90年代，萨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使得“文明”曾一度成为国际政治理论中讨论冲突的新单位，但近年来这个理论在西方左翼阵营的政治不正确和对东方意识形态天然反感的意识下，有过气之嫌。但是，文化这个相对中性的复杂概念依然是可以解释国际传播冲突的内涵的。国际传播本就处在一个跨文化过程之中。旷日持久的国际冲突往往与国族（民族-国家）相关，也与文化相关。在数字交互环境下，文化不仅是传统的，更是现代的、大众的（流行的、通俗的）。文化中的价值观念承载着独特的动员力量，融合在海量的全球化消费中，传播信息、生产和形塑着情感，制造着冲突。历史上，无法忽视大众文化在国际冲突中的作用，在美苏冷战对峙时期^[31]、战后德日被占领的“再教育”时期^[32]均发挥着极大力量，成为了一种政治实践与意识形态的对抗行动。对大众文化长期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的有意识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管窥其中的冲突机制与效果。大众文化与冲突的连接很大程度上来自大量的、分散的个人生产与消费过程，在这个私人与公共彼此融合的空间里，生活矛盾、结构现实与大众文化缠绕在一起。冲突本身成为一个国族身份和自我叙述的关键因素。2022年，流媒体平台网飞（Netflix）的王牌剧集《怪奇物语（第四季）》分上下两段上线，观看总时长突破10亿小时可谓火爆。网飞流媒体服务的国际市场几乎覆盖全球，拥有超过2亿的订阅用户。持有不同国族身份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跨国用户在共享着这一段精彩的美国80年代复古风格的青少年奇幻冒险故事之外，也同时沉浸在烙印着美苏冷战对立记忆的时代梦魇与历史阉割之中，在被美国式神话洗礼的同时也再次确证了意识形态间的敌我关系，即所谓的“自由”与“专制”间的冲突献祭与对抗的历史正当。大众文化生产着主流意识形态接受的国族形象认同，维持着在国际冲突中的定位，帮助创造和自然化某种特定的情绪氛围。广泛扩散的文化产品的叙事与视觉文本表征着过去与现在、自己与敌人的种种能指，促动人们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爱，或对“另一方”的厌恨。迈克尔·比利格关于“平庸民族主义”的论述，表明大众文化是民族主义的复制者^[33]。社会心理学家巴塔尔将这种“持续消费和接触大众文化产品中嵌入的思想，产生并巩固了（有意或无意的）对冲突现实（自身和“敌人”）的理解过程称作“冲突精神”^[34]。冲突精神汇集着包括我方的正义性与敌方的非合法性等一系列社会信念。这些信念支撑着日常消费中的各类视听叙事等大众文化产品，这个动态的过程反过来又巩固着国家间的冲突合理化。从大众文化到跨国社交，在全球化的数字交往体系中，代表着国族的大众文化呈现通过社交媒体界面而制度化和中介化，跨国社交中用户的政治表达受到自身的文化依赖和政治化了的全球共享信息技术的约束。（四）身份政治冲突：群体裂痕、反抗联盟与区域-全球关系在后结构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思路里，我们使用身份政治这个概念来理解国际传播中的冲突。过去几年的西方世界，随着特朗普、英国脱欧和新民粹主义右派的出现，身份政治概念再度流行，成为分析国际传播冲突现象的工具。它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某种反抗策略，民族身份和本土主义的身份诉求制造着群体裂痕，不断冲刷着全球连接文化的稳定。诸多迹象表明，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行为越来越多地被身份政治所驱使。这种驱使不仅取决于政治身份，也取决于如性别、种族、性取向、职业和亚文化社会成员类别的其他身份。在这一语境下，政治行为的力量可以被理解成界定和捍卫“我是谁”“我们是谁”“你是谁”“希望成为谁”“希望被视为谁”这一系列身份想象的群体动员。身份与意识形态在共享着现代国家对地区和个人的观念嵌入，利用“微观团结”的“离心式意识形态化”是现代化的决定性特征之一^[35]。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身份：对尊严的需求和仇恨的政治》中将身份政治作为撕裂保守主义社会有机体的民粹策略，或者说是替代政治对于传统政治经验的颠倒^[36]。以美国为例，身份政治的凸显流露出传统美国社会性格的分裂。在数字全球化和网络媒介的挤压之下，身份政治施加着更显著的文化与社会建构性，不断挑战着区域-全球关系，引发的本土与国际社会震荡也势必更加激烈。

四、国际传播冲突场域的前沿趋势国际传播的冲突研究路径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构想。在分析冲突与国际传播系统如何嵌入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之中，并与数字化的信息与技术权力秩序产生互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时，还需关注不断处于变化的前沿趋势。（一）冲突的媒介化媒介化描述的是一个与全球化相关却又有别于全球化的历史的、持续且动态的元过程。卡托提出“媒介化冲突”概念，以强调“当媒体传播有关冲突的观点与内容时，往往以复杂的方式卷入其中”，他认为媒介冲突关系超越了反映与表征，而是侧重于媒介行为与媒介表演^[37]。我们正身处“媒介化多重定义的十字路口”，尽管媒介化冲突的概念抽象而模糊，但明确的是冲突过程中凸显着民族特殊性，包括文化和历史。随着社交媒体技术的发展，一个多极的全球媒介环境正在生成，媒介逻辑改变着国际冲突关系。冲突日益依赖媒介，媒介在权力的转移过程中不断渗透进冲突过程，冲突也不断遵循着媒介逻辑，从而被“媒介化”。有学者试图总结媒介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形成了不同的媒介进入冲突的运作与理解方式^[38]。根据他的归纳，我们可以认为媒介与冲突的关系历经了“大众媒介时期的相对可控”“世纪初互联网时期的混乱与扩大化”以及现如今的“策略化的捕获冲突”。在冲突与危机频发的信息生态中，社交媒体形塑与影响用户意见的作用日益增强，甚至出现了一种以“危机信息学”为框架来研究社交媒体在冲突环境中的各种表现的理论。在军事冲突的语境下，对数字媒介的重视更是空前。有研究发现，英国军队的媒体管理战略，正是基于媒介逻辑，通过整合媒体与不同行动者互动而日益“媒介化”^[39]。社交媒体正成为全球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的重要参与者，中国也不例外。同时，数字化也正在改变着国际新闻实践。在新闻生态系统的理论层面（不包括经验层面的特殊情况），全球用户生产内容都可即时共享（不乏专业的大数据工具在新闻生产环节以机器实时识别全网关键词）。随着新闻周期的日益加快，机构媒体之间的竞争也在加剧，使冲突成为社交网络竞争中的热点与工具。受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启发，有学者归纳了社交媒体时代冲突中四种人类与非人类参与者，分别是社交媒体平台、主流机构媒体、在线用户和社交媒体内容（文本话语）。包含不同参与者、利益与关系的社交媒体平台体现了技术与人的复杂网络，在各种国际冲突语境中，机构媒体与在线用户都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功能进行着设置与反设置或是拓展公共议程^[40]。在社交媒体平台中，主流机构媒体利用冲突来设置议程、引导舆论，用户在这种设置与引导中充满集中化（甚至是极化）、情感化等，而平台的评论会加强特定问题的公众表达,用户会因而展开挑衅、对抗，甚至种族主义话语。（二）冲突的图像化社交媒体的无限共享使得数字图像不仅改变了国际传播中的冲突形式，甚至使得冲突自身也在发生变化。社交媒体平台中，包含着暴力、歧视、误解的“未经过滤”的冲突图像（极具主观性的）快速而广泛地传播，在眼花缭乱的指控中形成了相互竞争的视觉叙事和反叙事。网络技术下数字图像的传播，使得冲突全球互联，即使图像跨越区域、文化和语言边界，它们也会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地缘政治经济语境中以不同程度的冲突方式接收，从而制造出不同的解读、意义和行动。在数字图像全球化流动的同时，普通公民和各方的冲突参与者依靠社交媒体提供的“可见”不断上传和转发着他们的亲身经历，进行着动员并生成舆论，甚至质疑当局，这不仅使得不同立场都可以在数字平台中争夺大多数人的同理心，数字图像也对可见性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Tik Tok等短视频平台的全球蔓延，数字图像的视觉王国不断拓展疆域，虽然这些趋势存在进一步推动数字民主与和平合作的可能，但无法避免地仍是平台经济中商品化、算法结构等一系列权力等级制度带来的监视与控制。（三）冲突的情感化西方社会学、媒介与传播领域的“情感转向”方兴未艾，在所谓“后真相”国际政治时代中，情感更是超过理性的政治决策与民众观点的影响因素。最早的“情感社会学”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柯林斯在综合戈夫曼、涂尔干和当代情感社会学的过程中，强调互动仪式产生情感能量。他将仪式定义为“一种相互聚焦的情感和注意力机制，产生瞬间共享的现实，从而获得团结和群体成员的象征”，特别适合于示威等社会冲突^[41]，群体性抗议创造了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沸腾”。所谓的“情感转向”话语中隐含的“统一性”也遮蔽了整个社会科学中情感研究的多种方法，除了心理学层面的认知与神经科学的生物取向。在文化层面，作为“社会与文化实践”的“情感”更可以分析媒介传播与国际政治。对媒介、传播、情感和战争的交叉点感兴趣的学者已经注意到“情感媒体”在冲突中的重要性^[42]，比如有研究表明以“情感化和图像化报道”为特征的冲突信息对决策者的影响更大^[43]。除了机构媒体对情感的表达和利用，在社交媒体时代，用户如何表达情感，特别是在面向异质性受众的国际传播中更为重要。比如关于情感和政治是精英领导的“自上而下”的过程，还是个体的“自下而上”反复辩论^[44]。关注这一点，是因为情感的冲突往往可引起集体反馈，激发集体行为。Web2.0促进着各种公民参与和公共表达，甚至出现公民新闻。特别是在社会冲突加剧的时期，社交媒体作为信息与公众情感的替代来源的地位更加显著。除了广义上日常的受众情感，互联网上，国家、民族、种族等文化身份（甚至包括性别）也挑动着全球社交媒体用户的情感神经。2017年#MeToo和2020年“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引起全球的震惊与关注。在跨国的冲突浪潮中，种族与性别激起高情感强度的连锁抗议。在冲突传播中，情感作为一种抽象的、未成型的“强度”，进行着动员与召唤。持有相同情感表达和评价原则的人在媒介的连接下成为“情感共同体”^[45]，在不同价值的精神纽带牵引下制造着历史与现实。（四）冲突的平台化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平台正重构着全球网络信息生态，社交媒体用户的话语表达是私人化的、情感化的，因为共享的象征性资源和社会信念。纷杂平台中的各色用户间的冲突背后，是平台技术与市场冲突下信息权力秩序之间的宰制与抗衡。全球垄断性互联网公司主导的平台化国际传播环境也塑造了冲突的平台化形态。虽然数字平台的本土性和与国家权力相依的特质使得国际传播中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困境，但所谓西方意义上的“自由国际秩序”实际上只不过是“自由霸权秩序”^[46]，并不断表现出向封闭、对抗与强权政治发展的趋势，俄乌冲突则加剧了阵营化。中国与全球西方的数字平台的关系，或者说中国与美国可能主导的数字平台信息新秩序，都镶嵌在国际秩序变化的大背景中。

五、结语：冲突之后冲突并非意味着国际传播的崩溃与失效或是不作为。冲突关涉国际传播的结构矛盾、基本要素与认知框架。国际传播研究的冲突路径有着丰富的历史和学术脉络与多学科的逻辑基础，同时它的动态性与国际秩序和全球数字权力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随着信息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扩散，全球权力变迁依然扰动着国际传播秩序。面对当前国际传播令人瞩目而持久的冲突底色，我们无需将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的冲突层次置于一个单向度的、静止固化和以美国为中心的殖民主义研究套路里，而是可以层层推进分析冲突所观照的民族国家、阶级结构与文化身份等，从而找到冲突路径的历史性、政治性、关联性与动态性特征。未来的研究中，在面对全球结构性问题时，更要挖掘跨生命个体的传播价值，因为冲突之中的国际传播并非全部浸淫在跨国角力与意识形态斗争之中，在大小屏幕后面一定有着无数鲜活的普通人，他们怀着希望、绝望、信任或厌倦。